kaiyun体育 求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金宝祥先生的史学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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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师院历史系1983届毕业合影（前排左12为金宝祥，第三排左1为本文作者）。图片由作者提供

1986年，金宝祥与本文作者（右）在杭州。图片由作者提供

【述往】

学东说念主小传

金宝祥（1914—2004），浙江萧山东说念主。历史学家。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38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后曾在艺文考虑会担任特约编译，在云南蒙自、昭通两地中学任教。1941年任四川大学讲师，1947年任浙江英士大学副教授。1950年调入西北师范学院（今西北师范大学），1951年被评为教授，曾任历史系主任。兼任《历史教学》编委、中国史学会理事、甘肃省历史学会会长等。著有《唐史论文集》等，主撰有《隋史新探》。

金宝祥先生一世治史，根基塌实，对中国古代史，尤其是隋唐史造诣精粹，在唐史考虑，极端是均田制、两税法的考虑中疏远许多独到宗旨，建立了自出一家之言的中国古代史表面体系。

金先生扎根陇原地面50多年，培养了多量史学东说念主才。他为东说念主高洁、治学严谨、严于律己，号称为东说念主、治学、育桃李的楷模，被誉为“陇原束缚的聪惠之光”。

视死若归，求索中枢问题

金宝祥先生1914年2月诞生于浙江省萧山县（今杭州市萧山区）临浦镇一个殷实的家庭，5岁失怙，在母亲的尽心呵护下健康成长。童年时，家中延聘知名历史演义家蔡东藩先生为他发蒙，他对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兴趣，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

金宝祥先生在北京念书工夫（1934—1937），曾听钱穆先生讲中国通史，“我初听钱宾四先生讲中国通史，极端是先秦两汉之部，总合计他把中国古史的精神，似乎都讲出来了，听了有新颖之感。”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北大被动南迁，与清华、南开合组西南结伴大学。文法学院的学生在云南蒙自上课，金先生曾听陈寅恪先生教授魏晋南北朝史，他回忆说：“陈先生因眼病，闭目讲课，话语低千里，初听似觉平淡，逐渐已入佳境。我在大学四年，收货最深的，冒昧要算那几位确有我方创见的先生的讲课了。使我铭肌镂骨的，是他们功力深厚，治学谨严，毫不东说念主云亦云。”

1941年8月，金先生被聘为四川大学历史系讲师；1947年8月，任浙江英士大学历史系副教授；1950年7月，应西北师范学院（今西北师范大学）之聘来到兰州，任历史系副教授；1951年8月，由西北莳植部评审为教授。2004年，金先生在兰州死亡。

金先生治学相当严谨，不放肆发表论文，是以他的论文未几，致使莫得一册专著，但他的每一篇论文基本上都是经过恒久打磨的极品，况兼都是从宏不雅上研讨带有全局性的紧迫问题，如《唐代封建经济的发展过甚矛盾》《论唐代的地皮所有这个词制》《论唐代的两税法》《北朝隋唐均田制考虑》《安史乱后唐代封建经济的特色》《唐史探赜》《对于隋唐中央集权政权的造成和强化问题》等，都是齐集通盘唐代，乃至中古社会较长的时段，每篇论文都能彭胀成为一册学术专著，或者说即是一册学术专著的浓缩。

这么瀽瓴高屋的论文，莫得绝顶的表面素养、学术功底和细察力是不可能完成的。他对每一个历史问题的研讨，都是一个恒久忙绿劳动的经由。如金先生对于私家佃户东说念主身依附连系由强化而收缩的论点，在1950年调入西北师范学院教授隋唐五代史时就有了初步想考；在1954年撰写的《唐代封建经济的发展过甚矛盾》中依然有了初步强劲；1959年的《论唐代的地皮所有这个词制》疏远，以分娩者依附连系强化为特征的世族田主所有这个词制向以分娩者依附连系收缩为特征的庶族田主所有这个词制的调度，是唐代历史的一个基本内容；1963年撰写的《对于隋唐中央集权政权的造成和强化问题》疏远，自南北朝到隋末，源远流长的农民举义使得私家佃户依附连系初始收缩，是隋唐中央集权政权造成和强化的历史前提，私家佃户依附连系由强化而收缩的发挥花样之一，即是世族田主所有这个词制向庶族田主所有这个词制的调度，恰是由于这种调度，“建立谢世族田主所有这个词制之上的均田制也随之瓦解，瓦解的标记，是府兵制的毁废，部分的力役变为和雇”；1966年撰写初稿、1977年改写、1978年定稿的《北朝隋唐均田制考虑》疏远，由高门世族羁绊的隐户向国度编户调度的经由，响应了国度政权的强化，也即是均田制产生的经由，“均田制的实质，即是国度佃户东说念主身依附连系的强化。开天之际，均田制的瓦解，也恰是国度佃户经过恒久斗争而终于开脱用功兵役和部分力役，从而标记其东说念主身依附连系已由强化而收缩的一个势必戒指”；1981年的《安史乱后唐代封建经济的特色》疏远，当东说念主身依附连系处于强化的工夫，商品货币连系便显得冷落，当东说念主身依附连系处于收缩的工夫，商品货币连系便显得蕃昌；1986年发表的《唐史探赜》进一步指出：“有唐一代，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却不成自成一完好的阶段，因为它是前一阶段的末尾和后一阶段的开始的拼凑。确凿地说，它是由私家佃户东说念主身依附连系强化过渡到私家佃户东说念主身依附连系收缩的一个阶段。”

1989年撰写的《隋史新探》媒介和第一章“隋史总论”再次重申：“私家佃户东说念主身依附连系的初始收缩，是北魏中世到唐代中世这一阶段的一个起初、中枢，或者说最一般的连系。”“在这个连系的主管下，所有这个词政事的、军事的、想想的、民族的等等连系，莫不以这个最一般的连系为基础。”他强调指出：“历史是纷纭交集的，惟有牢牢把捏最一般的连系，既可以有规矩可循地彭胀，又可以聚拢到少量。”

通过三十多年接续想考和探索，金宝祥先生以唐代历史为中心，以私家佃户东说念主身依附连系由强化到收缩这一历史命题为要点，对中古历史的发展演变疏远了特殊的宗旨。从永劫段的探索中，金先生历史考虑的特色体咫尺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轮廓的想辨模式，正如金先生我方所说：“唐史探赜，即是要探索出动作前后两个不同阶段的各个最一般的连系，即具有时间特征的阶层连系，无论从太和九年到开天之际，从开天之际到两宋之际，都具有各自不同的最一般的连系，从开阔的具体事物中去轮廓出最一般的连系，从而透露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都以我方最一般的连系为起初、为中枢，开阔的历史征象都围绕它而旋转。”

从金先生对东说念主身依附连系的研讨可知，他学术考虑的秉性是善于想辨，并一以贯之，认为“东说念主身依附连系由强化而收缩”是封建地皮所有这个词制的特色，即由“世族田主所有这个词制向庶族田主所有这个词制的调度”。在此基础上，地租形态由劳役地租为主向货币地租为主调度，商品货币连系也就由冷落而高贵。

金先生恰是从各式偶可是寥寂的历史征象中，探索出我国中古时期私家佃户东说念主身依附连系的收缩这个最一般的连系。西北师范大学教授李清凌认为，“金先生收拢东说念主身依附连系这个‘点’，认为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本体”“循此考虑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就收拢了它的规矩性”。现任中国宋史考虑会会长李华瑞认为，金宝祥先生对东说念主身依附连系的解读，“既有时间政事环境之使然，更多的则是来自他对表面的信仰和对材料的精细梳爬，得出的论断是我方的一家之言，这种精神令东说念主感佩，极端是对现今烦燥学风具有警示作用。”

研读经典，探寻历史规矩

金先生为什么能疏远这么独到的宗旨？主要原因是他对表面的疼爱。我与金先生战役后，就知说念先生疼爱表面，他不仅熟读马克想的文章，如《成本论》，况兼还驻防黑格尔、列宁的文章，如黑格尔的《小逻辑》、列宁的《形而上学札记》等，金先生都是接续地阅读。他回首我方治史的门径时说：“必须把阅读马克想主义经典文章和阅读历史文件，看作是治史的两个紧迫原则，二者互为要求，彼此影响。阅读经典文章，可以加深对历史文件的判辨，阅读历史文件，可以加深对经典文章的判辨，涓滴不成偏废。”

金先生对历史文件是反复阅读的，对马克想主义的经典文章相同亦然反复学习的，当读不懂时，就反复想考和阅读。金先生说：“我无论读任何一册经典文章，总要原原来本读完一遍，读完后，就放在一边，再去读近东说念主和经典文章关联的形而上学、经济学、欧洲历史的专著和论文，然后再回头去读第二遍、第三遍……便会愈读愈懂，愈读判辨愈深！”金先生一直强调，在读经典文章的同期，要加紧读历史文件，“读经典文章的办法，是为了强劲和把捏历史发展的规矩。因此惟有把读经典文章和读历史文选邻接起来，才有收效。”

金先生指出，当考虑一个具体的历史问题时，“只须把紧迫的历史文件，反复研读，反复想考”，天然就能从表象到轮廓，再从轮廓的规矩中，探索出事物最一般的连系。“只须探索出这个最一般的连系，问题的本体也信得过找到了。所谓惩办问题，即是要探索出响应问题本体的连系。”

天然金先生对马克想主义表面相当熟悉，但他并莫得将马克想主义表面动作公式或标签套用，论著中也莫得多量援用经典作者的语录，而是将其交融证实，自发地以马克想主义的态度、不雅点和花样来分析和把捏历史发展的进度和规矩。金先生一直强调，东说念主类能给与的只是是想想。咱们咫尺是五千多年的历史，若是再过一千年、两千年，咱们的历史如何书写？若是只是堆砌史事，那需要多大的篇幅？从马克想的《成本论》回首到黑格尔的《小逻辑》《精神征象学》，金先生通过对经典作者文章的研读，疏远历史的发展，就像陀螺一样是在螺旋式的旋转中接续飞腾的。“若是说，历史是由无数螺旋式的小圆圈组织而成的螺旋式的大圆圈，那咱们咫尺第一个大圆圈尚未走完。先是公有制，接着公有制为独到制所含糊，然后独到制又为更高阶段的公有制所含糊。每个螺旋式的小圆圈都接续旋转，接续越过本身，接续更新。每个更新，对通盘独到制时期来说，天然是独到制的更新，同期也标记着逃匿的公有制正在接近透露。比及一天为透顶含糊独到制而创造的要求熟谙了，逃匿的公有制也便在更高阶段上透顶透露。”通过对以唐史为中心的中古历史永劫段的接续探索，金先生信服，独到制“只是公有制的发挥花样”，最终一定会消亡。

“历史就像螺旋式的圆圈接续旋转，接续越过本身，接续更新”，金先生的不雅点，对咱们今天的历汗青写也具有一定启发。

安于西北，置身名家之列

“教养、感性、科学”，是金宝祥先生进行科学探索的真的写真，亦然他勤劳美妙的办法。

金先生从1950年头始，一直在兰州的西北师范学院（甘肃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责任，由于不喜交际，再加上昔日的经费有限，他很少出门，也莫得在所谓的巨擘刊物上发表论文。他的论文基本上都发表在《西北师院学报》过甚增刊《历史教学与考虑》上。我能嗅觉到金先生的自信，他不需要靠在巨擘刊物发表论文来讲解我方，也不需要靠别东说念主的赞叹和肯定来讲解我方。他对我方论文的质地或者说学术价值有着充分自信。

金先生早年关怀汉魏南北朝民族史，在大学二年级即22岁时撰写了习作《汉末至南北朝南边蛮夷的迁移》，在顾颉刚先生主编的《禹贡》（半月刊）5卷12期（1936年8月16日出书）发表。40多年后的1979年，武汉大学唐长孺先生的考虑生王延武以两晋南北朝时的荆州蛮夷为考虑对象撰写学期论文。王延武其后写说念，我处所唐先生申诉学期论文，“援用了金宝祥先生的旧作，并说金先生判断有误。唐师听到此，勃然作色说念：‘你若何可以品评金先生？他写此文时，惟有二十几岁，比你咫尺小。作念点知识容易吗？我不心爱我方写了几句话，就要品评别东说念主！’说完话后，便仰头望着房顶，千里默不语了。似乎过了很久，先生才望向我，神色稍缓地说：‘传奇金先生咫尺在兰州，有契机可以去求教。’”由此可知，唐长孺先生对金先生是比拟了解的，对金先生的知识是充分肯定的。

1956年，金宝祥先生与雷海宗、翁独健、万九河、沈真金不怕火之几位先生沿路被聘为《历史教学》编委。那时，国内的史学刊物相当少，惟有《新史学通信》（1957年更名为《史学月刊》）、《历史教学》和《历史考虑》，各方濒临刊物的裁剪都很疼爱，《历史教学》的有些责任是莳植部主要负责东说念主考虑决定的。“文革”初始后，《历史教学》被动停版。1979年1月，《历史教学》复刊，金先生赓续任编委，直到死亡。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史学界考虑的要点是“五朵金花”（古史分期问题、汉民族造成问题、农民干戈问题、封建地皮所有这个词制造成问题、成本主义萌芽问题），地皮轨制是其中盘考的热门之一。早在1959年，金先生就发表了《论唐代的地皮所有这个词制》一文，初始了对均田制的研讨。由于该文内容深入，宗旨独到，被收入三联书店1962年出书的《中国封建社会地皮所有这个词制花样问题盘考集》下编。1962年，金先生又发表了《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地皮独到制的造成问题》，赓续研讨中古社会的地皮轨制。恰是在恒久想考、研讨的基础上，金先生于1966年撰写了考虑均田制的专文《北朝隋唐均田制考虑》，但“文革”工夫未能发表。“文革”齐全后，金先生又进行了修改，定稿后寄宿《历史考虑》。裁剪部审阅后疏远，将第一部分“问题的疏远”（近万字）压缩到千字以内，金先生不甘心压缩，就在《甘肃师大学报》1978年第3期发表了。十多年后的1992年，中国唐史学会年会在厦门举行，一位学者可能是当年的审稿内行，擅自聊天时还说，金先生很拘束，“写成文章寄宿杂志，尽然对裁剪说‘一个字也不成改’”。

冒昧是1985年，《系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尹达等主编）编委会向金先生约稿。金先生撰写了《唐史探赜》，当论文提交编委会后，金先生偶然在《光明日报》看到了一篇短评，说到了学术界的抄袭征象，既有对他东说念主论著的抄袭，也有对我方昔日论著的抄袭。金先生猜想，刚提交的《唐史探赜》一文中，有些史料昔日用过，论点亦然对昔日文章的深化，怀疑我方的这篇文章不相宜学术措施，遂写信给《系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编委会，疏远退稿。随后，金先生又对此文进行了矜重细巧的审读，认为莫得问题，就投给《西北师院学报》。此文发表后被东说念主大复印贵寓转载。其后我去北京出差，到国度文物局古文件考虑室邓文宽先生家时，看到邓文宽桌子上放着那期东说念主大复印贵寓，翻到金先生的文章处，上头用红笔画了许多。邓文宽说，金先生的这篇文章很好。

20世纪80年代初，为了普及中后生唐史教学、科研东说念主员的业务水平，加强唐史专科队列的梯队诞生，中国唐史学会受莳植部托付，于1984年在江苏举办了第一届唐史讲习班。由于这届讲习班后果可以，莳植部和中国唐史学会便决议于1986年9月在甘肃举行第二届唐史讲习班。为此，莳植部高教一司于1986年上半年向中国唐史学会和甘肃的一所大学发出了见告，决定第二届唐史讲习班由该校经办，金宝祥教授主理，同期决定金宝祥为讲习班讲课，其他讲课憨厚由莳植部另外聘任。由于主理东说念主和讲课憨厚都莫得该校锻练，这所大学不肯意经办，此次拟在甘肃举办的唐史讲习班就不明显之了。

北京大学吴宗国先生在《我看隋唐史考虑》中疏远，“隋唐时期在中国历史发展上的地位问题，是一个连系隋唐历史的全局性问题”。对于这一紧迫问题的考虑，“最具有学术风趣的论著，有陈寅恪的《论韩愈》，金宝祥的《唐代封建经济的发展过甚矛盾》，唐长孺的《门阀的造成过甚雕零》，侯外庐的《中国想想通史》第4卷上册第1章第2节《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甚由前期向后期调度的特征》，胡如雷的《唐宋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重大变革》，汪篯的《唐太宗·唐太宗所处的时间》（1962）、《对于农民的阶层斗争在封建社会中的历史作用问题》等。”

吴宗国先生同期指出，上列陈寅恪、金宝祥、侯外庐、胡如雷、汪篯先生的论文和文章，“永劫段全处所陈述了这个时间的变化”“代表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这方面的最高竖立，具有很高的学术水温煦强劲价值。咱们咫尺考虑隋唐在中国中古社会变迁中的地位，若是离开了这些具有经典性的文章，会大大镌汰咱们的起初，要走许多弯路。”吴宗国先生的评价相宜金宝祥先生治学的秉性和其论著的学术价值。

扶携后学，难忘恩师身影

1979年我考入甘肃师范大学（今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时，金先生是系主任，系里的憨厚和77、78级的师兄学姐对金先生都很垂青。我入学时年事小，东说念主生资格有限，对金先生王人备是留意，也尽可能找来金先生的文章学习。那时的师生连系很单纯，我课余去金先生家求教，先生都会耐性解答，有时也会聊最近看到的书或文章。

大学二年级时，金先生在《甘肃师大学报》1981年第2期发表了《安史乱后唐代封建经济的特色》，我在阅报栏看到《光明日报》上所登告白目次后，即到裁剪部购买阅读。裁剪部主任王明汉憨厚还掀开目次问我要看哪篇文章，我就说要看金先生的文章。

金先生的《马克想主义究竟如何看待历史科学的任务》（《西北师院学报》1983年第2期），对历史科学的任务疏远了我方的不雅点，指出“历史科学的任务并非只是叫咱们写几篇带有规矩性的论文，更紧迫的是叫咱们在揭示规矩的同期，要盲从马克想的携带，邻接历史执行，严格要求我方作念到古今重叠，主客不雅相调和，以肃清异化，阐扬感性，跟班天然科学，为争取共产主义的到来，去信得过地惩办几个切合执行的关联历史科学的紧迫问题。”其时恰是大学毕业前夜，我读了金先生的这篇文章很受回荡，就将其主要内容摘录后寄《光明日报》，并在1983年5月23日《光明日报》的《各抒所见》栏目注销，《史学谍报》1983年第4期亦对此文摘要转载。

1983年，我大学毕业，留在了学校新诞生的敦煌学考虑所责任，学习的要点亦然敦煌学，但如故不时到金先生家求教。1984年，金先生的《唐史论文集》重印后，他亲笔签名送我。1985年，我考上金先生的考虑生，在任攻读硕士学位。入学后，金先生正准备承担《隋史新探》的编写任务，并已笃定历史系的侯丕勋、李清凌憨厚参预。我入学后，金先生邀请我也参预。我的毕业论文《隋史的余波》，其后成为《隋史新探》的一章，我也因此愈加系统地学习了金先生的论著。

金先生1986年发表的《唐史探赜》，更深入地陈述了东说念主身依附连系收缩的表面。我在学习此文的基础上，撰写了《略论高颎之死》的小文。文章写好后，我到先生家申诉，先生放下手上的责任未必看。看完后说可以，他一个字都莫得改，说要保举给《西北师院学报》发表，并与我同期下楼，把文章送到学报主编武世珍憨厚家。我在楼下第待，金先生从武主编家出来后对我说：武主编甘心发表。其时金先生依然70多岁了，我方住在4楼，武主编住在家属院另一边的5楼。两栋楼都莫得电梯，金先生险阻楼的身影我咫尺还通晓难忘。

《略论高颎之死》在《西北师院学报》1987年第3期注销后，被东说念主大复印贵寓《魏晋南北朝隋唐史》1987年第8期转载。其后传奇，学界对这篇文章的评价还可以。

那时，金先生不时对我谈的是作念东说念主的问题，即率先是作念东说念主，其次才是作念知识。若是作念东说念主不行，知识是不可能作念好的，即使在学术上得回了一些成绩，亦然不及挂齿的，不会为学界和社会所招供。金先生的这一训诲，我一直铭刻在心。

（作者：刘进宝kaiyun体育，系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